沪江大学

上海1900年代初有三间著名的教会大学：聖约翰、震旦和沪江大学。聖约翰校址今万航渡路的华东政法大学，震旦在重庆路的交大医学院，沪江就是军工路的上海理工大学。当新中国成立后，所有在华的十四所教会大学基本遭整顿，关闭，没一间能生存下来。沪江大学的学系分柝到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等院校。唯独把建筑留给了沪江大学，即上海理工大学。

沪江大学（Shanghai College），创办于1906年，1914年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1951年2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接办沪江大学。

详细的历史沿革

1900年，因庚子之变，美南浸信会的华中差会和美北浸礼会的华东差会成员都来到上海避难。期间他们达成了共识，决定在上海联合创办一所高等学校。
1902年，经美北浸礼会传教士柏高德和美南浸信会传教士万应远代表各自差会合作筹备，在杨树浦军工路购得165.5亩土地，建造第一所校舍，名思晏堂。

1906年，首先在北四川路北端开办了浸会神学院（Shanghai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院长是万应远博士（Dr.R.T.Bryan）。
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校长是柏高德博士（Dr.J.T.Procter）。校址选定在沪东军工路，建成一所黄浦江畔的绿茵遍地、风景幽雅的美丽校园。

1910年成立格致部（理学院前身），设置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课程。
1911年，二部分合并组建上海浸会大学（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长为美北浸礼会传教士魏馥兰博士（Dr.Francis John White）。此后，校务发展很快。

1913年，葛学溥教授在学校创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社会学系，到1930年，社会学系成为全校除商业系外学生最多的学系。
1914年，根据副校长董景安的建议，校董会将中文校名定为沪江大学，并确定校训为“信、义、勤、爱”。同年，沪江大学同学会成立。

1916年，其生源已涉及国内九个省，至1930年代初，生源更扩至全国17个省及日本、朝鲜。
1916年前后，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为表彰沪江大学的办学成绩，特授予“澡雪心神”的匾额。
1917年，沪江大学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注册立案，并获得硕士、学士学位授予权。同年，沪大创设沪东公社，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实验基地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学校在杨树浦路1509号购置了一处原为教堂的房产，作为沪东公社社址，“以供沪大社会学系之实验；同时又为教育、宗教、经济各学系实习之所”，亦为提升当地社区文化和生活质量的社会服务中心。
1918年，校园面积扩充到303亩。
1920年，教育科开设幼儿师范专科，为国内大学首创。
1920年5月、6月，孙中山、美国教育家杜威先后来校演讲。
1920年秋，招收4名女生入学，实行男女同校，开在华基督教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1922年建造了第一幢女生宿舍，至1925年已有68名女生，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8%。到1926年，沪江大学的学生人数已达446人，仅次于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教会大学之一。
1923年，学校选科定型为教育、宗教、社会、商、理共五科，明确理科培养方向为医学预科、理科教育和化工3项。

1927年，校方将宗教课程由必修课改为选修，又将神学院划出，以便专门进行宗教教育。但校内宗教气氛仍很浓厚，基督徒占全校师生总数的三分之一。
至1927年末，已有大小校舍30余座，各类球场19个，游泳池1个，以及图书馆、健身房等，是一所校园设备齐全的高等学府。

20世纪20年代末，全国掀起“收回教育权”运动，沪江大学改组了校董会，增补8名华人为校董成员。

1928年1月，经过改组的沪江大学校董会聘请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年仅31岁的刘湛恩博士为校长，这是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任中国籍校长；2月25日，新校长刘湛恩举行就职典礼并发表“大学的使命”演讲，此举被时人称之为“沪江新纪元”的开始。
刘湛恩就任校长后，主张沪江大学“更为中国化”，立即对这所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创办的宗教气息浓郁的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他竭力削弱宗教对学校的影响，强调教学工作的独立性，避免教会对教学的干预，改革陈旧的规章制度。他压缩宗教课程，改为选修课，并不计学分。每星期日的礼拜活动，改为自愿参加。他聘请凃羽卿、余日宣、徐作和、蔡尚思等专家学者任教，还增设了许多新的专业课程，如商科的工商管理、国际贸易、银行、会计等专业，化学系外又另设生物系，与协和医学院挂钩，协和承认沪江的学分，学生在沪江读几年后经考核及格，就可进协和医学院，实际上成为协和医学院的预科。
1929年3月18日，沪江大学向中国政府立案，成为上海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英文校名也由Shanghai College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大学部按国民政府规定，文理商、教育科改为文、理、商、教育4学院(后将教育学院并入文学院)；中学部、小学部改称附属中学（沪江大学附中即今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北郊高级中学，沪江大学附中分校即今上海市金陵中学）、附属小学。
九一八事变后，刘湛恩校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推为上海各界救亡协会主席。

1931年9月22日，来自上海30多所高校的代表在沪江大学集会，成立了领导上海学生救亡运动的上海高校学生抗日救国会联合会，号召去南京请愿并举行无限期罢课。沪江大学学生代表也积极参加了赴南京的请愿活动，以此表达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
1932年，刘湛恩校长在接近市中心的圆明园路209号真光大楼创办了城中区商学院，这是沪江大学最富盛名的学院，院长为朱博泉。该学院专门为社会上的在职青年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培养工商业人才，实行学分制，分设有日班和夜班，这样方便学生业余就读，是当时办得较好的并卓有成效的一所夜大学。除本科外，还开办专修科、普通科和单科训练的特科。其办学认真，课程切合实际，聘请杨荫溥、章乃器、潘序伦、潘公弼等学者和社会名士执教，徐寄庼、刘鸿生、吴蕴初、王志莘等工商名流捐资支持办学并鼓励自己企业中的青年职工报考，设置了奖学金、助学金。开办以后入学者踊跃，遂与军工路本部商学院合并，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商学院。城中区学院是刘湛恩在“职业化”下进一步推行“平民化”的尝试，其目的除方便沪江商科学生实习外，更主要是为社会上提供各种形式的职业补习教育，以帮助那些清寒好学的学生能够完成大学学业。
1933年，中国建筑师学会陈植、黄家骅、庄俊等人应刘湛恩邀请，筹划兴办沪江城中区商学院建筑科。该科为两年制专科，以招收在建筑事务所工作的在职人员为主，以培养能力工作的建筑师为办学目的。该科始终得到中国建筑师学会的大力支持，许多学会会员主持或参与教学工作，是当时上海最早正规的建筑教育基地。
至1936年，校园面积320余亩，大小建筑40余幢，在校学生由最初时的4人发展到900余人。大学部设有文、理、商三学院二十个系，并附设研究院、中小学、幼稚园。1937年8月统计，沪江大学已有各类建筑物五十余幢（所），总房产估值近四十万美元。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刘湛恩校长被推举担任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主席、上海各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委员会主席。他为宣传抗日、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安抚流亡学生，作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通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沪江大学商学院举办“上海社会科学讲习所”，培训优秀青年参加抗日救国。

▲水塔

建于 1930 年。水塔上部弹孔为日军 1937 年 8 月侵沪时炮击所致。

1938年4月7日，刘湛恩上班之际，惨遭日伪特务暗杀，以身殉国，樊正康接任校长。
淞沪会战期间，沪江大学因地处战区，校区遭严重破坏，学校被迫撤离，把位于公共租界内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全校的临时校舍。由于大学、附中和城中区商学院都挤在了一起，不得不采用三班轮流的办法上课，规定上午为中学，下午为大学，晚上为商学院。后来，随着学生的增多，又增租了同在圆明园路上的广学会大楼三楼和亚洲文会大楼五楼办学。杨树浦校区在沪大撤离后，随即成为了侵华日军的兵营和军用机场的设施地。学校经过美国驻沪总领事与日本多次交涉，直到1938年11月，才从校园运出了区区80卡车的教学物资，其中包括2万册书籍、14架钢琴和少量实验设备。
1938年夏，沪江大学与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之江大学等校在公共租界组成上海“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教会联合大学解散。
1942年1月15日，沪江大学被迫作出了学校无限期停办的决议。1月21日，沪江大学同学会在香港路银行公会举行常务委员会议，由朱博泉、虞秉镛、陈椿葆、徐振东、巢纪梅等委员出席，沪江大学董事长鲍哲庆、校董于寿椿、戚正成以及沪大的主要负责人郑章成、郑世察、林卓然、李好善等列席了会议。会议根据各方面意见，为了保存沪江“火种”，建议“由同学会出面，组织新校，继续办理，但母校校名必须避免，同时学校经济亦须与校董会独立。”最后决议成立“沪江书院”，并选出9人院务委员会，委员会中推举朱博泉任主席。
1943年2月2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东吴沪江联合法商学院”，由部分沪江大学校友在重庆和东吴大学校友联办，凌宪扬任商学院院长；两校在重庆市中心区的保安路214号卫理公会社交会堂内建造了合用的校舍，于3月8日举行入学考试，15日正式上课。
1944年9月，凌宪扬被选为沪江大学代校长，开始筹备战后恢复事宜。
1945年春，之江大学迁渝，又合并为“东吴沪江之江联合法商工学院”。4月，沪江书院所在的真光大楼被日军征用，书院只得搬出，另借虎丘路50号原犹太会堂和圆明园路206号原女青年会宿舍的房屋栖身，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上海的沪大校董会立即恢复活动，于8月27日召开会议，决定：“自即日起本校恢复沪江大学继续办理。”历时4年的沪江书院保存沪江“火种”的历史使命，宣布结束。
1946年初，在重庆的沪江商学院迁回上海。抗战胜利后，沪江校园一度被作为收容遣返侵华日军中朝鲜士兵的营地，经过半年的简单修复，基本具备了复校的条件。2月，沪江大学迁回杨树浦军工路原址，凌宪扬正式出任校长。4月，沪江大学部教职员和900多名学生返回校园。4月22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沪江大学隆重庆祝40周年校庆，蒋光头亲题校训“信义勤爱”以示祝贺。
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校长凌宪扬辞职，并将全部校产责成总务长冯家声按清册移交。6月，沪江大学常务校董会议任命教务长余日宣、张春江、蔡尚思三人组成行政委员会，暂时行使校长职能，同时会议通过决议规定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教务长，文、理、商学院院长等14人组成。8月，新的校务委员会由校内群众直接选举产生，成员为18人，常务委员共5人：余日宣、蔡尚思、张春江、郑建国、郑承华（学生），余日宣任主任委员，蔡尚思任副主任委员，郑建国任秘书长；校务委员会任期一年。
自创办至解放上海为止，共有大学毕业生2689人。学生人数之多和校园幅员之广居全国教会大学第二位。
1949年9月，沪江大学开始了解放后的第一个学期，有1234名学生注册。
1950年，全校土地面积341亩（含江边新涨土地12.3亩）。
1950年5月，校董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在上海的校董参加，余日宣和郑章成、张春江、郑世察等人列席了会议。此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修改校董会章程、重新厘定学校的办学方针。此时余日宣任沪江大学行政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会主任、常务委员会主席、教务长、文学院院长、政治学系主任。
1951年1月，沪江大学代表余日宣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召集的“处理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遗留问题”会议。在北京，余日宣应九三学社之邀，参加“反美文化侵略座谈会”并作大会发言。
1951年2月1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接管沪江大学。学校改为中国人民自己办理，不再接受外国津贴，接受上海市人民政府资助。校务委员会成立了处理日常校务的常务会议，余日宣任主任委员，蔡尚思任副主任委员。同时，章靳以接替余日宣担任教务长，实际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沪江大学成立思想改造指挥部，余日宣任总指挥，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王零任副总指挥。余日宣致信周恩来总理希望组织沪江大学教授赴北京考察学习，后他们成行，受到周恩来和刘王立明（刘湛恩的遗孀）的接待。
1952年秋，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沪江大学各系科（组）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交通大学（今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同年，由华东工业部接管沪江大学校舍，在原沪江大学校址开办上海工业学校（其后由第一机械工业部改为上海机械学院，即今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大学附中与晏摩氏女中合并为上海市北郊中学（其后由原沪江大学附中分校即北郊中学分校与上海市建工初级中学合并为上海市金陵中学）。